部分观察者注意到，雨果奖得主郝景芳在2026年6月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在其创作的少儿科幻小说《银河学院》中，AI生成内容的占比已达到一半。此外，此前亦有观点对《饭圈纪实》与《安定此心》等书籍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文本呈现出显著的AI生成特征。

在AI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一个事实是，AI写作的门槛正变得越来越低，这导致“AI写的书”有可能正在批量涌入市场。技术的浪潮固然无法阻挡，但当前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作者是否应该使用AI进行写作，而在于读者能否信任作者，并且是否应该为此支付费用。

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许多人一方面确信“AI永远不会真正替代人类作者”，另一方面却又默认接受AI可以成为人类写作者最得力的辅助工具，那么由此引发的一个核心疑问便是：读者所获得的感动，其源头究竟是来自“人类”本身，还是来自AI？

6月3日，一篇发布于某公众号、题为《郝景芳：我现在的一半小说，已经开始用 AI创作了》的文章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该文章呈现了对著名科幻作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的专访内容，其中关于她已开始借助AI进行部分小说创作的言论，随即在读者与文学界内激起了一场显著的争议。

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郝景芳并未在相关作品中说明使用了AI参与创作，这种行为隐瞒了关键信息，损害了读者的知情权，也破坏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对此，郝景芳回应说，在她的创作过程中，AI仅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她进一步强调，此前并无任何规定或法律条款要求创作者必须标注作品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内容由AI生成，因此她没有进行标注，并非出于不能标，而是没有此方面的强制性要求。

无论公众对郝景芳的表述持何种看法，依据当前的法律框架，“作者是否有义务向读者告知其使用了AI”这一问题，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界定。具体而言，2025年由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其监管对象主要指向生成式AI平台与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并不直接涵盖纸质图书的出版领域。目前，常见的做法是为网络视频等数字内容添加AI标识，但在图书出版行业，尚无任何一本出版物明确标注其创作过程是否涉及AI的辅助。

针对此现象，许多网友持有这样的观点：为了保障公众以及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在创作过程中涉及AI的辅助参与，作者与出版社应当依据实际情况，在出版物的相应位置进行标注，诸如是否运用了AI进行辅助创作或文本润色等。

但问题或许并未如此简单。最近，一本名为《饭圈纪实》的著作便因此陷入了争议，一个主要证据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了不少疑似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缺乏意义的比喻。该书在豆瓣平台上获得了大量关注，其中被点赞最多的评论包括“好好查查，序言AI率有多少？”“DeepSeek好用吗”以及“毫不掩饰AI痕迹”等表述。

面对公众的争议，《饭圈纪实》的第一作者马中红作出回应，其团队声称投入长达五年的时间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在明确声明其创作过程中并未借助AI工具。他同时强调，“我相信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自己会有判断”。然而，这一回应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如果读者在阅读时明确感知到了熟悉的AI生成痕迹，而作者则对此坚决否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争议的判定标准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二

事实上，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并非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现象。例如，在2024年，便有国外获奖作家公开承认，其小说中约有5%的内容直接引用自ChatGPT的原句。然而，为何郝景芳此次的表态却引发了如此广泛的争议呢？

此前，作家刘亮程撰写并发布了一篇文章来进行澄清。据他所述，网络上流传着不少署有其姓名的文本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由于人工智能对他的语言风格进行了深度学习与模仿，导致普通读者往往难以准确分辨真伪。然而，刘亮程认为，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文字内容，本质上是基于虚构的二次虚构，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他本人的文字创作，始终源自其亲身感知与体验过的客观世界；而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仅限于对其文本数据进行学习与模仿。

写作这一行为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其中所蕴含的那些细腻情绪、生动细节以及唯有经历过真实生活才能提炼出的内容，是目前人工智能尚且无法生成和复现的。

然而，与众多写作者对AI所持的审慎态度有所区别，郝景芳此次明确地表达了对AI辅助创作的支持立场。她不仅坦率承认运用了AI进行创作，还提及“出版社的编辑甚至称赞我今年的作品质量有所提升”，并指出“读者亦难以辨别出哪些内容是由AI生成的”。

这种“不在乎”的态度，使得评论区内的众多网友感到十分困惑与不解。然而，相较于争议本身，更应该深入理解郝景芳对AI写作持坚定支持立场的内在原因。根据她的观点，AI所带来的益处之一在于能够有效缩短创作过程所需的时间，从而帮助作者避免在创作过程中经历许多不必要的曲折与试错。简而言之，AI能够辅助作者显著提升写作工作的效率。

然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效率”这一指标是否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通常认为，在撰写学术论文时，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对文献进行梳理、对文章框架进行优化、对格式规范进行统一，确实能够协助作者从重复性、低层次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得以将主要精力专注于更为关键的学术思考与研究创新。

然而，小说创作与学术论文的写作存在本质区别。创作者的目标远不止是完成一项既定课题、产出一组数据或追求一个具体成果。从根本上讲，文学创作的核心功能，在于借助虚构的叙事，将创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与读者的心灵，同广阔、鲜活且具体的生活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如何反映生活以及如何描写生活，与每一处遣词造句之间显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创作小说仅仅依赖于AI所辅助实现的“速度”与“效率”，那么我们自幼学习过的“一字之师”这类文学典故，显然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读者之所以会喜爱并接受一部小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作者的表述与作者的内在自我之间，是可以相互对应上的。简单来说，就是作者写下的每一个字，确实都是其对生活以及对世界的真实观察与感受。

基于这一背景，郝景芳所提出的“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作家”这一观点，或许并不只是一种谦虚的姿态。这是因为在文学创作之外，任何一种写作如果被人工智能塑造为一种追求更高效率、更快速度与更强产出的工业化流水线，那么它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能就会逐渐疏远。

三

总有人相信，市场本身拥有最终的裁判权。读者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选择——翻开书，或是合上书。因此，当书架上堆满那些未经心灵淬炼、由非人类笔触生成的文字时，我们或许也只能平静地接受这个结果。因为留存下来的，终将是那些真正被目光停留、被心灵咀嚼、被时间筛选后沉淀下来的东西。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当“AI书”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它所引发的最深层次的连锁反应，恐怕并非技术层面的讨论，而是对人与作品之间情感纽带的冲击，即一种根本性的信任感的消解。这种消解的过程是渐进且具有传染性的：一旦读者在某个段落或某个比喻中察觉到那熟悉的、缺乏灵魂脉动的“机器痕迹”或“算法气息”，怀疑的种子便会迅速生根发芽。它会不自觉地蔓延，使读者开始审视那些原本认为精妙的表述、那些曾带来感动的细节，是否也出自于同一套冰冷的生成逻辑。由此带来一个根本性的悖论：纵然文本在逻辑、知识或结构上无可指摘，甚至堪称优秀，但当读者最终意识到，支撑这优秀质量的“作者”形象，并非一个有温度、有故事、会挣扎的具体个体，而是一个功能强大却无自我意识的大语言模型时，阅读的初衷便被动摇了。那种传统的、由“人”向“人”进行经验与情感传递的阅读仪式感，其基石已然松动。在这样的前提下，打开一本纸质书所耗费的仪式性时间与精力，对比于即刻在手机应用上获取相似信息流的便捷性，其天平会如何倾斜，便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诘问。更进一步，这种价值感的迷失，最终会指向一个消费行为的终极理由：如果情感连接与独特性体验的保证不再牢靠，我们付出金钱与时间去购买并拥有一本“书”的传统行为，其意义究竟还剩下什么？

如果说当前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加以识别与甄别，那么一本书籍的文本创作中，究竟有多少比例源自作者的独立撰写，又有多少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一问题显然难以被精准地量化与界定。更何况，许多作者并非直接照搬人工智能生成的原始文字，而是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对语言进行润色、对结构进行调整、对表达进行重组，这无疑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最终的作品中，究竟有多少内容可以被认定为是作者本人所创作的？

当前必须正视的现实情况在于，在创作过程中引入了多少比例的AI参与，以及是否需要对此向读者进行明确披露，在规范与执行层面仍处于极为模糊的地带。郝景芳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就其本身而言，她至少坦诚地承认了使用AI的事实。然而，对于众多在创作中刻意隐瞒或掩饰自身借助AI完成作品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书籍，我们又应当如何应对？

已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感慨，表示“十分怀念数年前那个尚未被AI渗透的时代”。其原因是，他的亲人与朋友已开始借助AI向他发送信息，甚至包括那些至关重要的情绪表达——例如误会与创伤——如今也均由AI所生成。如果我们越发难以分辨，文字所承载的是否依然是“人类”的观察、经验与判断，那么，我们借由阅读所获得的共鸣、理解与疗愈，其真实性是否依旧成立？

来源：AI写作涌入市场，“人”的信任和感动何处安放？_澎湃评论 | 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