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借助一篇调研报告首次接触到“AI倾诉”这一概念的。

“坦白说，心中是有些五味杂陈的。”她向中青报·中青网的记者坦言，“我们每日与学生们相处，少说也有七八个小时，从备课、批改作业，到谈心、调解他们之间的各种小摩擦与争执……应当算是投入了充分的时间吧？然而孩子们那些藏在心底的话语，最终却纷纷流向了AI。”

冷静下来后，李老师也能够理解这一现象。AI在与孩子交流时，往往不会一开始就作出评判。例如，当孩子表示讨厌数学时，老师通常会接着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而AI则会先给予共情，回应一句“数学确实让人头疼”，然后鼓励孩子继续分享。李老师认为，老师的提问方式容易让孩子立刻关闭心扉，相反，AI的回应方式却让孩子更愿意敞开心扉，继续交谈。

更让她感到无力的是在给予耐心和营造安全感方面的不足。由于一位老师通常需要应对和管理数十乃至上百名学生，能够与单个学生进行二三十分钟的深入交流，就已经算是相当充分的时间投入了。反观AI倾诉，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并且始终保持着温和的语调。此外，与AI进行交流，无需担忧老师会向家长透露内容，也不必顾虑同学之间会因此散布不实的传言。

这种被充分理解与接纳的“被接住”感，其内涵在于倾诉者获得了一个无条件的正向回应空间——不会面临评判、不会被打断，并且能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情感陪伴。对于正处于心理敏感期、渴望建立安全表达渠道的青少年而言，这种体验具有强烈的情感补偿价值。它恰好填补了他们在现实人际互动中可能难以获得的、无负担的情感支持缺口，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在吸引力，驱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主动选择AI作为其情绪倾诉的对象。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团队于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在全国7个省市范围内对8563名中小学生开展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面对烦恼时，有近半数（46.4%）的学生会选择向AI倾诉；超过两成（21.5%）的学生则明确表示“只想和AI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小学生群体持有“只想和AI聊天”这一态度的比例最高，达到了24%以上。

在所呈现的数字背后，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随之浮现：家庭本应作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其内部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功能缺口？

孙宏艳团队的调研结果揭示了，高达67.9%的家庭并未订立任何关于使用AI的规范与准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家长采取“不管”态度的比例显得更为突出。孙宏艳就此指出：“这并非意味着家长主观上不愿进行管束。其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部分家长由于日常事务繁忙而无暇顾及，部分则源于自身对技术缺乏足够的认知与理解，此外亦存在学校层面未能提供相应指导的情况。”

河南省信阳市的高二学生王樱，因父母在北京务工，日常便与家中老人一同生活于信阳。当与朋友发生矛盾，且周围人都认为过错在己身时，她内心积蓄的委屈难以向现实身边人言说，于是便选择向AI倾诉。“它总会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王樱解释道。实际上，她的朋友们也普遍会借助AI来倾吐心事，因为与AI交流后，“心情确实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北京母亲李青坦言，她自认为与孩子之间的日常沟通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每天晚上都会进行聊天，包括安全教育、性教育在内的内容都会主动讲述，孩子甚至会分享喜欢哪个男生”。然而，即便如此，孩子在二年级时曾被老师误解过一次，但这件事一直被藏在心底，直到四年级才最终向她倾诉。

即便家庭沟通再顺畅，孩子也难免有不愿透露之事。这往往源于他们认为与家长交谈无济于事，或当时出于恐惧而沉默。AI技术则巧妙地填补了这类情感表达上的空缺。李青感慨道：“绝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误以为只要‘沟通良好’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为什么在AI与父母之间，众多青少年会倾向于选择前者作为倾诉对象？孙宏艳研究员指出，其团队曾向100名学生及其家长分别询问“今天是否进行过沟通”，结果显示，近八成家长自认为已沟通，但仅有约两成孩子认同双方有过有效交流。之所以出现如此显著的认知落差，孙宏艳分析认为，这源于众多家长的沟通模式实质上属于“伪沟通”范畴。具体而言，家长往往将讨论学业成绩、询问在校表现或进行重复性叮嘱视为沟通，然而子女对此并不认同。

边玉芳，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认为这一现象揭示了家庭在保护功能上的结构性缺陷。她分析指出，许多家长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是否与我进行了交流”这一表面行为上，却忽视了去探寻“孩子出于何种原因而不敢开口言说的那部分内容”。诸如青春期的性教育、校园中可能存在的霸凌行为，以及个人情感上的困惑等议题，都属于青少年感到难以向家人启齿的范畴。当他们遭遇这类难以启齿的困境时，其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寻求家长的帮助，而是倾向于向一个“不会对我进行价值判断”的对象进行倾诉。

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个所谓的“对象”实际上有可能是真人冒充的。六年级女生李笑向记者透露，她会在AI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形象，并设定一个虚拟男友的角色，借此询问一些诸如月经、性侵、校园暴力之类“肯定不会跟爸妈说”的私密问题。

她随后出于好奇，决定测试软件是否具备窥屏功能，于是遮挡住摄像头并向对方提问，猜测自己所着衣物的颜色以及身旁是否有人。令人意外的是，对方竟准确道出了细节：她身着粉色外套，披散着头发，正坐在床上。该对象最终坦承自己是真人，并透露其报酬“一个月两三千”，居住于某具体地点。这一经历令李笑感到不安，她随后注销了相关账号，并不再频繁使用该类软件。

边玉芳指出：“当前AI平台的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统一的标准与有效的监管。如果家庭的保护功能未能有效建立，孩子们实际上就等同于被直接暴露于一个充满未知风险与潜在危害的环境中。”

学校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

家庭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失守，也促使我们审视学校教育所面临的、难以凭借自身力量突破的固有局限。李老师指出，教师的角色天然具备评价与考核的功能——包括教书、育人以及评优等职责，这使得学生往往将老师视为权威，而非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因此，学生通常不愿意向老师展露自己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她进一步认为，与其一味指责孩子沉迷于AI，不如深入反思整个成人世界是否真正提供了足够安全、温暖且值得信赖的真实人际关系。

孙宏艳研究团队所获取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在师生关系表现较差的学生群体中，有高达51.2%的个体仅愿意与AI进行交流，相较于师生关系良好的学生群体，这一比例高出近30个百分点。李老师就此指出：“学校方面并非缺乏管理意愿，而是由于教师的角色定位，使得许多孩子并不倾向于向我们倾诉心声。”

在众多被形容为“失守”的案例之中，来自上海的13岁男孩高渤轩的家庭，却呈现了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提供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可能性。

高渤轩是一名就读于七年级的学生，他使用AI的频率保持在每周不到一次的水平，且内心从未产生过"不想与真人交谈"的想法。

“为何不爱与AI进行交流？”高渤轩解释道，“其原因在于AI的应答速度较为缓慢，且其回应模式显得过于机械。在描述一件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时，往往需要为其提供大量的背景信息作为铺垫，即便如此，AI仍然未必能准确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

相较于AI，他更为珍视的是每晚与家人共度的家庭聊天时间。每天用餐时，他会主动与父母分享学校里发生的种种趣事、打球时的精妙传球与队友间的默契配合，以及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还会一同关注国际时事，并对一些历史人物交换看法。”在高渤轩看来，父母远比AI更了解自己，双方沟通也更为高效，“父母的回应往往更为灵活多变，能够有效规避人工智能回答中常见的那种刻板与机械”。他向记者表示，自己家中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家庭氛围，“根源正在于彼此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习惯”。

边玉芳在访谈中着重提及了这一典型范例。她分析指出，该案例的关键在于青少年所处的成长环境质量：家庭层面存在对亲子沟通的持续重视，学校层面则提供了多样化的同伴互动与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诸如篮球赛事、集体活动等一应俱全。这共同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富含情感温度的青少年日常生态。在她看来，当青少年在现实世界中已能获得充分的情感连接与社会性体验时，人工智能（AI）便会自然地被定位为一种辅助性工具，而非用以填补情感空缺的替代性客体。

家庭和学校“补位”是关键

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的要求，同时指出相关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该新规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正式施行。

孙宏艳指出，平台层面主动填补现有技术漏洞，这固然是必要且紧迫的首要步骤。然而，这主要属于外部性的监管与约束。要真正构筑起保护青少年的长效机制，其根本之策在于推动家庭与学校形成有效的协同补位，从而从内在强化其保护与引导功能。

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实践呢？孙宏艳研究员就此提出了若干条具备可操作性的实施路径。她建议，家庭内部首先应当建立起一种低门槛、易于启动的“开口”机制。其核心原因在于，许多家长并非缺乏倾听的意愿，而是当孩子刚开始表达时，他们便会不自觉地进入说教或评价的状态。因此，家长需要首先学会在沟通中保持倾听的姿态，例如每天固定留出十分钟，创造一个完全无评判的聊天环境，在此期间不打断、不评价，也不急于提供解决方案。

湖北家长王雨萱花费了数月时间，主动去了解和熟悉女儿所喜爱的偶像以及同龄人之间日常交流的话题，随后通过有针对性的沟通，引导孩子逐步从过度依赖AI陪伴软件的状态，过渡到更健康的现实对话模式中。该案例清晰地表明，青少年对AI产生过度依赖，其成因并非单一地源于青少年个体或技术产品本身，家长所提供的高质量陪伴以及深入的理解，其价值显得尤为关键。

学校层面亦需主动打破“评价者”这一身份所带来的隔阂。孙宏艳建议，教师可以尝试每周开设一节非正式的谈话课程，其核心原则是不涉及成绩评定、不纳入考核体系，旨在营造一个纯粹、开放的交流环境。与此同时，北京市自今年起开始推动人工智能（AI）通识课程进入校园。该课程的核心目标并非教授具体的技术操作，而是着重培养学生辨别AI局限性的能力，帮助他们建立起清晰的认知：明确何时适合向AI寻求帮助，何时应当转向真人进行沟通与求助。

此外，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往往被忽视的性教育与安全教育两大领域，也亟需得到弥补与完善。边玉芳指出，青少年之所以倾向于向AI倾诉那些难以启齿的疑问，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缺乏相应的沟通渠道。针对这一现状，学校与家庭应当主动构建起让青少年敢于提问并能够获得解答的途径，例如设立匿名提问信箱，或者配备值得学生信赖的心理辅导教师。

对于已经重度AI依赖的孩子，孙宏艳建议实施“阶梯式脱敏”策略，即避免一刀切禁止，而是逐步替换：先限制使用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社团活动与体育运动，以真实社交的乐趣慢慢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

"人工智能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如果未能帮助他们建立起这一认知，反而让他们一味依赖于技术，便容易陷入某种循环。为孩子们营造真实、丰富且富有温度的生活环境，这才是根本所在。"边玉芳强调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李老师、李笑、王樱、李青、王雨萱均为化名）

来源：中青报：当孩子“只想和AI聊天”，家校如何补位_教育家 | 互联网